制胜之道 — 想要赢得伊战和阿战，需要价值战而非信息战
Strategic Imperative — The Necessity for Values Operations as Opposed to Information Operation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其结果，那些带武器的先知者胜利了，那些被卸除武器的臣服了。

                                         — 马基雅维里《君主论》   

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对事物的真谛有了许多顿悟。他们终于意识到（尽管晚了点），要想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取得真正的胜利，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并熟练掌握文化技能（例如语言能力）。于是，文化成了军事圈内的热门话题，文字论述激增，都为获取和培养这种文化能力提供各种良药秘方。¹ 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这方面的文章 — 我们甚至可以说，军界将文化视为战场之一维的整个思维定势 — 都存在着一个主要问题，即不幸地，然而普遍地断定文化不过是一种人文态势障碍，和阻碍作战成功的其他所有因素别无二致，因而可以象排除不利的天气或地势障碍一样，克而服之即可。以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面临的各种冲突作为一个全局来审视，如果我们对文化的看法仅限于这个层次，就永远也不可能研制出一套合适的技能培养程序，更遑论制订合适的政策来促进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我们所获得的，将只是一些政治上正确但实际上残缺不全的能力。当文 化上互不相似和互不相容的价值体系之间发生冲突，或更准确地说发生无法调和的对撞时，若依靠这些能力来解决，将会证明行之无效，甚至适得其反。²

为了认清我们目前所卷入的各种冲突的实质，我们必须将战场空间中的文化这一维视为目的而非手段。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这些冲突中的一维，它就是一块战场。如是，我们必须逻辑并直率地承认，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改变这些文化和及其价值基础，使之相容于维系我们自己文化及战争之政治目的的价值观。³

因此，军队研究文化的根本理由，不应只是把人文态势障碍等同于战场上的一种物理障碍而研习如何逾越或利用。军队开展文化研究和训练时，重点应放在如何凝聚国家和国际力量中的一切因素，以改变这种人文生态的自身特性（也就是说，通过改变敌人赖以维系的文化来战胜敌人）。如果不改变这种基本文化以及敌人赖以继续生存和活动的价值体系，那么战场上的胜利 — 无论有多少次，也无论有多辉煌 — 都只是过眼云烟。由此观之，只有当一套新的规范价值体系明确生成并得到尊重，我们才可宣布大功告成。最终，被罗马征服者必须变成罗马人并继续接受罗马统治。然而，美军如何才能在敌国领土上开展这种最有效的文化转变呢？

对于这个问题，历史提供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答案。许多重大的历史冲突都有一个古老并反复出现的特征，即把引进文化变革视为征服一个民族的关键要素。其结果，自远古以来，成功创建帝国的一个关键战略现实，就是推行征服者的价值体系，使被征服者的文化和征服者的文化相容，使被征服者从心理上接受征服者的合法性与权 威且将之具体化。⁴ 罗伯塔·L·科尔斯（Roberta L. Coles）间接地指出文化是引起这种根本变化的关键成份，他说，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不仅仅是它拥有的那块土地，或是那块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或人种，也不是那块土地所产生的经济……。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想象中的社会’，其之构件是一个个经过筛选并雕琢过的事件、起源神话、英雄故事、推崇价值等。这些超现实的象征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信仰，一套追求共识的神话，它企图将多元的社会遮盖在统一的圣罩之下，赋予这个社会存在的意义。”⁵

换言之，科尔斯认为“公民信仰”是关键的文化聚合力量，将人民团结在一起，取得种族和国家认同，并形成他们的价值观。早期的帝国强权清楚地认识到，公民信仰对社会的整体性和信服力至关重要，所以，征服者恩威并济，把自己的公民信仰强加给战败者，力图改变他们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例如，罗马征服的主要手段就是把当地的宗教活动结合到罗马人的宗教里去，对被征服者进行同化。罗马有限度地允许当地独立宗教继续其传统，但只能在民众尊重罗马宗教权并敬拜罗马神明的前提之下。如胆敢蔑视这条原则，罗马的回敬可是惊人的残酷 — 英国德鲁伊特教团被消灭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⁶

后世有许多强权和古罗马一样，注重运用公民信仰作为征服的文化工具。比如俄罗斯帝国征服中亚，北欧人征服现在的美国，西班牙征服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丁美洲，等等。那些以世俗意识形态做为立国基础的国家，在进行征服时也是遵循这条原则，因为世俗的意识形态同样具有宗教的特性，比如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或是源自美国的个人人权公民信仰。

东正教会的教义是俄罗斯帝国征服中亚的主要理论根据。俄国人笃信自己有义务依靠东正教信仰这个神学工具来传播文明，这个信念贯穿了几个世纪的俄国扩张主义。⁷ 就象米盖尔·考达科夫斯基（Michael Khodarkovsky）描述的那样：“俄国向南部和东部的扩张并非偶然……开垦新的土地、安抚新的臣民、使他们安居乐业并皈依东正教，这些都成了十八世纪帝国存在的目的和俄国传播文明的使命。”⁸

俄国统治者清楚知道自己的国家政策有着明确的目的，所以对其它公民信仰的出现所带来的威胁极为敏感，视其为挑战者。军事历史学家罗伯特·鲍曼（Robert Baumann）指出： 　

俄国民族主义者深受波兰的例子和德国崛起的刺激，对日耳曼主义和路德教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离心影响力深怀戒心。一位直言不讳的亲斯拉夫派时事评论家尤瑞·萨马利（Iurii Samarin），在他著名的《俄国疆界》（Okrainy Rossii）一书中，攻击波罗的海的地方主义，号召采取激进行动，迫使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改信东正教。⁹　

以相同的方式把公民信仰强加到被征服者头上也是北欧民族征服美洲的主要特征。弗兰茨·艾辛（Franz Altheim）指出，美国清教徒继承下来的英国观念来源于新教神学：

英国的政治思想体系产生于清教主义，即相信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因而在上帝面前以及在世界上都有特殊的位置……英国，就象罗马那样，肩负着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这个“天赋使命”包括对上帝的责任和对世界的责任，要求抓住时机建立天下统治，维护全世界及其邻国的福祉，尽管邻国没有看到这个必要，最起码在当时没看到。¹⁰

美国新教徒的天赋使命观成了凝聚早期美国殖民者的强大心理力量，也刺激着他们向西部扩张。陆军少将纳尔逊·麦尔斯（Maj Gen Nelson Miles）概述了“开化”印第安人的步骤，他的观点反映出这些概念是如何根深蒂固地与美国的大众意识联系在一起。他把印第安人看作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人类的任何智慧都无法在短短几年内使其教化和改信基督。”¹¹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墨西哥的领导人也将来自北方受新教衍生的“天赋使命”观，视为对维护墨西哥主流公民信仰价值体系的直接威胁，岂不知其所维护的，在很大程度上原本就是天主教公民信仰强加在战败者头上的产物。玛丽亚·罗德里格斯·迪亚兹（Maria Rodríguez Diaz ）评论说，墨西哥的保守主义者从“天赋使命”所信奉的价值观中看到，“在与美国越来越频繁的接触中潜藏着毁灭墨西哥语言和腐蚀宗教习俗的危险。”¹² 她继续写道：

保守派最激烈地谴责“天赋使命”论，坚持捍卫天主教为墨西哥文化的根基，并公开反对按照自由主义的模式把墨西哥变成现代化国家……。他们视天主教为实现民族团结的根本信仰。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扩张已威胁到墨西哥文化认同之根基。认为新教比天主教优越的“天赋使命”论激起了墨西哥对扩张者的讨伐之声，召唤人们奋起保卫墨西哥的天主教信仰。从保守派的观点来看，新教象征着野蛮而天主教代表着文明。¹³

“其结果，墨西哥的政治家经常把文化冲突描绘成‘对异教徒，即新教徒的讨伐。’”¹⁴ 有些保守人士甚至号召进行一场战争，把天主教传播到美国。为了这个事业，墨西哥报纸《La Voz del Pueblo》在 1845 年 7 月 19 日煽动说：“墨西哥应该武装起来，组织一支强大的陆海远征军，用炮火和刀剑，迫使美国只能接受罗马天主教。”¹⁵

在更近的时代，出现了拥护不同价值体系的思潮，这些价值体系影响着政治、社会、经济组织，以及社会行为规范，具有宗教的结构和实际的力量。这其中，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是突出的现代例证，如阿道夫·希特勒所说：“我们并非运动。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一种信仰。”¹⁶ 他的明确目标就是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公民信仰来取代欧洲的犹太基督教。他说：　

一旦 “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了足够长的时间，就不再可能设想另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从长远看，“国家社会主义”和宗教不可能并存……。有史以来对人类最沉重的打击就是基督教的出现。布尔什维主义是基督教的私生子，两者都是犹太人的发明。基督教将刻意编造的宗教谎言带到这个世界，布尔什维主义也撒布同样性质的谎言，声称要把自由带给人类，但实际上它只是想奴役他们。¹⁷　

希特勒把国家社会主义和早期的基督教信仰传统相比，他继续写道：

世界上凡拥有理念的强大组织，其伟大性就在于对宗教的狂热和偏执，它深信自己的权利，不容异说，坚定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只要认定这种理念是健全正确的，就会充满力量，在这个世界进行斗争就会战无不胜，它每受迫害将只会增加其内在力量。基督教的伟大不在于企图与古代世界上类似的哲学观点调和共处，而在于不屈不挠地传教和狂热地为自己的信仰而奋战。¹⁸

与此相似，共产主义“神学”所产生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在本质上具有宗教特征，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这种特征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缘政治影响。这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尤金·卡门卡（Eugene Kamenka ）的言论中有所体现，他评论道：“马克思生为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死后更被尊为世界上最伟大信仰之一的创始人，但毫无疑问，总会有人质疑他的伟大，过去如此，以后还会有人继续质疑。”¹⁹

同样地，美国的立国过程伴随着公民信仰的兴起，并积极向大陆和海外扩张，同时获得独特的国家文化认同。这种公民信仰的核心就是相信“个人自由”是基本的、天赋的人权。以这个概念为基础的文化价值体系，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培育出一个独特的国家身份，以及把传播新宗教视为神圣义务的信念。正如科尔斯所说，美国的“天赋使命”观起源于“有几百年历史的美国公民信仰的主旨；是它造就了美国的优越感和上帝选民意识，也造就了要拯救美洲大陆也许还要拯救全世界的责任感，并以此为理由来扩张自己的地理和政治疆界。”²⁰

目前，美国的个人自由公民信仰和由它而产生的文化价值体系，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令人生畏的偶像文化运动。那些不认同个人自由是社会交往与政治组织之合法原则的文化群体，甚至把个人权利的概念等同为美国的公民信仰，把那些想采纳相似体系的国家视为美国文化和文明的附庸。

这些看法与我们当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面临的处境不无关联。本质上说，从以上论述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在最基本的文化层次上剖析这些斗争，将之理解为不同公民信仰与由它所产生的价值体系之间的斗争。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在本质上都是两个不相融合的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价值体系对于个人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宇宙观。世俗意识强调天赋人权，其之存在与政府无关；而与之对立的价值体系则否定这种权利存在，要求服从上帝的旨意，一如事实上统治着政府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所解读的那样。

                              

我们先来看看维系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信仰的《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这两份核心文献中最根本的部分以及它的作用，再看看伊斯兰文化和政府的核心文件《古兰经》中相应的部分和作用，把两者相对照，就能说明其不同。美国公民信仰的文献用一般的尊敬措辞述及神是人类尊严和权利的 本源，它更宣称人民对自己和国家政府有最终的权力。此外，文件概述了为满足人民不断变化的愿望而对其修改的具体方法。相比之下，《古兰经》把伊斯兰的真主置于政府的中心，声称《古兰经》中的神谕不可更改，尤其是不能被人更改，当然也不能通过大众选举和投票来改变。（尽管如此，在形形色色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中，都存在着遵照神职人员和伊斯兰学者对《古兰经》含义的解释而行事的惯例。）结果，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这些国家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文化上接受民主，我们只有在广泛地改变基层民众的文化价值观之后，才能在这些从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国家成功地建立民主多元政治。

从这个角度理解目前的冲突，就能清楚地看到，依靠西方社会在道德上可以承受的军事手段永远也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要想解决目前的冲突，冲突的一方必须对自己的基本信仰价值观作出重大的改变以相容于彼方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要么美国必须放弃输出个人自由的世俗信仰（因为它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医治人间百病的灵丹妙药）政策，要么他的对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必须适当改变自己对《古兰经》的绝对忠实，并改变由此产生的伊斯兰教法律（Islamic Sharia law）的公民权力。当然，奥萨玛·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是这样看待这场战争的：“我们是安拉的仆人，为着安拉的信念而战。我们还有责任召唤全世界的人来享受这伟大的光明，信奉伊斯兰教并从中体验幸福。我们的主要使命就是发扬光大这个宗教。”²¹

西方列强再一次遇到了必须强迫以前的敌人接受自己的公民信仰这个挑战。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已经见识过这样的例子：通过修改其公民信仰而彻底改变所有人的文化价值观念 — 这样的行动不是乌托邦的、难于制胜的、或政治上错误的措施，而是成功终止冲突的关键行动。例如，美国领导阶层认为，如果不根除对天皇的崇拜，如果不使日本人相信世俗民主多元化可以取代现有的公民信仰，美国就不可能最终打败日本帝国。这成为美国在被占日本战后重建政策所奉行的主要原则。战后修订日本宪法时改动了一个词，这个极其重要的一词之别象征着 我们所追求的深刻文化变革：“松本委员会草案第一版保留天皇内阁，只对宪法前四章中有关天皇体系的关健部分稍加修改。第三条原文写道：‘天皇本人是神圣的’（Sacred），松本草案把它改为：‘天皇本人是崇高的’（Supreme）”（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²²

同样，二战同盟国认为，如果不根除对元首的狂热崇拜和雅利安种族优越论，并以平等主义取而代之，纳粹主义将有可能死灰复燃。根据詹姆士·F·坦特 （James F. Tent）的说法：“在德国实现民主不仅仅是要建立外在形式上的民众统治。自由选举、民主宪法、独立的政党、地方政府等，这些都仅仅是体制上的特征；他们需要内在精神才会有意义。‘再教育’成了征服者企图使德国民主化的口号。”²³ 此外，在冷战期间，为了反共产主义，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与国务院的外交攻势相呼应，开展了一场资金雄厚的全面的价值观运动，运用文化武器在全球直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价值观—其武器中的主要弹头，就是源于美国公民信仰并经过精心包装的自由民主价值观。²⁴

同理，无论美国军队现在如何了解和尊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其实这些都无关紧要，除非我们懂得：成功最终取决于联军是否有能力转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公民信仰，使它能在文化层面普遍相信个人自由是社会的合法组织原则。这是成功与否的标杆，是公众接受统一的国家身份认同的明显证据，它表现为通过民主选举和平移交权力和容忍少数意见，并由此形成连续不断的制度。这种文化转变的真凭实据，不仅仅是讨好公众的几次公开选举而已。

归根结底，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军事策划者和决策者最应该自问的是：在文化知识领域，军队需要掌握哪些要素和工具才能改变支撑这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军队需要的，不只是对文化事实的分门别类，也不仅是掌握语言技能，而是透彻地理解能在社会内部引起文化价值观念转变的具体应用技能。

如果只普遍要求联军部队对作战所在地的文化有相对肤浅的了解，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相反，要想达到我们开战所宣称的崇高目标，我们必须制订一个功能上等同于文化价值观“传教团”的周密计划，组织能人志士推销公民民主信仰的基本价值，文武并举，迫使民众接受，最终影响和改变其社会政治行为。因此，为取得联军行动的最后成功，必须依靠这些能文能武的文化“传教士”，在伊拉克果断引进并坚定不移地培育具体的价值观，使民众改变其信仰，认可良心和选择个人自由，尊重并容忍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利，这些才是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先决条件。

要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我们不能止步于 T·E·劳伦斯（T. E. Lawrence）有关阿拉伯文化本质的论述和大卫·格鲁拉（David Galula）的平叛理论，²⁵ 还需要深刻研究象耶酥会教士、共产国际代表等在改造价值观方面富有成效的实践者，或是研究穆罕默德本人使人改宗的策略、技巧和步骤。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更清楚地懂得这场冲突的性质：“希腊文中的民主（Democracy）一词，原本是指人民当家作主，这意味着人民做自己认为合适的事。这个概念在伊斯兰教被认为是叛教，是对相信只有一个主宰的穆斯林教义的公然反抗。”²⁶

文化层次上的价值体系转变在任何情况下都极其困难。该采取什么样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完成这样一个计划呢？为了着重说明问题的本质，我们不妨读一读清教徒首领约翰·安德希尔上尉（Capt John Underhill）说的一段话，他用这段话来为自己血洗培卡特（Pequot）土著印第安村的行为辩护。这个印第安村位于现在的康涅狄格州西美斯提克（West Mystic）附近。1637 年 5 月 26 日，安德希尔带领一队民兵突然袭击这个沉睡的村庄，屠杀了 400 多名土著引第安人，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他在回忆当时进行屠杀的理由时写到：

我想让你们看看“大卫的战争”：当一个民族变得如此狂妄自大，对上帝和人类以及所有联盟犯下了罪，那么上帝就不再看重他们，而是把他们耙掉，锯掉，杀掉，或是让他们暴死。有时圣经上说妇女儿童必须与其父母一起消亡；有时说法则不同；但我们现在不必为此争论。我们当时的行动都是受上帝的光明指引。²⁷

安德希尔叙述了为什么他和他的清教徒伙伴相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他断言犹太-基督教圣经赋予他杀死非基督信徒的权利，这种声称是奉圣经神谕而采取的暴力导致了令人发指的野蛮。这种野蛮不仅出现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派之间的多次残忍战争中，也发生在许多穆斯林、印度教、佛教教派之间。美国的民主创始人注意到这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即教士们声称他们的暴力行动和高压统治都是“启示经文”赋予的神圣权利，所以这些创始人特意要拔掉欧洲宗教制度这颗好战的毒牙，建立一个世俗的政府，它明确规定神职人员不能行使政治权利，并运用一套世俗法律作为民事权威，从而取代犹太-基督教圣经在这方面的作用。

使教派宗教正式脱离国家权力促成了一种文化环境，这种环境所创造的条件，不仅有利于个人良心与言论自由的空前发展，而且也繁荣了不受国家宗教权威干扰的学术研究。有些观察家甚至认为这种政教分离的制度也激励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进取精神，进而导致经济繁荣。²⁸

因此，当我们争论未来价值战的内容和方向时，也许可以从美国在世俗公民信仰方面的实验中吸取一些有关实现价值结构转变的经验，要想使民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生根发芽的沃土，就必须实现价值结构的转变 — 具体地说，就是需要从根本上切断伊斯兰教和其神职人员与国家官方政府的联系。换言之，为了创造有利于民主制度的文化环境，伊拉克人民应该改变《古兰经》在社会上的文化地位，使它象犹太-基督教圣经目前在发达西方民主社会所处的地位一样 — 它可以用来检验伊斯兰道德审判方面的传统和智慧，但不得成为当权政府的执法依据，其官方法律权威的地位必须彻底剥除。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不允许犹太-基督教神职人员行使民法权力（除了受严格限制的方面），伊拉克也应该限制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行使任何民事审判权力，而将其限制在诸如主持婚礼等纯粹的仪式活动范围。否则，在联军离开后，古老的伊斯兰传统以及伊斯兰各教派之间的分裂会把伊拉克拖进价值观斗争的泥沼，最终由权势最盛的伊斯兰宗教理论家们的偏见左右局势，他们只按伊玛目（注：伊斯兰政教领袖通称）所规定的宗教价值观解释一切，不允许合法行使个人良知。《华盛顿邮报》上曾载文提到一个激进观点，一个呼吁抵制受非神职人员控制的政府的人声称：“阿布·易卜拉欣（Abu Ibrahim）认定，塔里班统治下的阿富汗是自从穆罕默德以来少有的真正伊斯兰政府。他说‘《古兰经》就是宪法，就是统治世界的法律’”。²⁹

要想解决美军及联军在当前战争中所遭遇的困境，必须明确承认这些冲突是公民信仰之间的斗争，并把这些冲突看作是双方信念的较量，因为他们各自都相信自己公民信仰的正确性。那么问题的实质就是： 我们作为一个联盟是否同样深信我们自己公民信仰的优越性以及由它产生的价值观。我们以前关于日本帝国、纳粹德国的占领政策，以及我们在与马列主义苏联的文化冲突中的冷战政策，都是立足这种价值观。西方民主国家必须有坚定的意志，辅之以支持这种价值观的运动，才能使中东民众接受以个人自由为民主社会之核心文化价值的公民价值体系。成功最终取决于这场价值观运动的成效，这场运动旨在明确说服基层民众接受另一种普世价值论，以此取代效忠前政权的逊尼派的法西斯世俗价值观和伊斯兰瓦哈比原教旨主义的法西斯价值观。要想唤起这种根本的转变，除了这种齐心协力的价值战而外，任何其它的行动都是徒劳无益、自欺欺人、劳民伤财、隔靴搔痒的游戏而已。

一联串成功的一次性选举固有其公关价值，让联军在政治上稍稍舒了一口气，但鉴于以上这些事实，这类昙花一现的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是暂时的，而正式屈服于伊斯兰宗教权威对国家机器的统治所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摧毁性的，相比之下，前者更显得苍白无力。继伊拉克莫苏尔一次自杀性攻击事件之后，伊拉克叛乱份子在万维网上登载了一则公开声明，它预示着如果放弃价值战场而让教士在伊拉克或阿富汗重新控制政府权力会有什么后果：

《纽约时报》2004 年 4 月以“圣战号角在欧洲街头吹响并得到响应”为题报道说，一位在英国宣扬“殉难文化”的穆斯林教士称，伊玛目正在瑞士呼吁教徒们“强迫西方无神社会接受伊斯兰教的意愿”；另一位激进的 斯兰教首领在英国预言：“总有一天，海外的穆斯林弟兄将征服此地，然后我们将在伊斯兰教的照耀下尊严地生活。”³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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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资料包括：Maxie McFarland, “Military Cultural Education” [军队文化教育], Military Review March–April 2005, 62–69; Montgomery McFate, “The Military Utility of Understanding Adversary Culture” [了解敌方文化的军事用途], Joint Force Quarterly, 3d quarter, issue 38 (2005): 42–48,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jfq_pubs/1038.pdf; Christopher Varhola, “The U.S. Military in Iraq: Are We Our Own Worst Enemy?” [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我们最难对付的敌人是自己？], Practicing Anthropology 26, no. 4 (2004): 40; 以及 House, Statement of Arthur K. Cebrowski, Director of Force Trans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Terrorism, Unconventional Threats, and Capabilities,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国防部部长办公室部队改革办公室处长 Arthur K. Cebrowski 在美国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恐怖主义非传统威胁及能力小组委员会会议上的证词], 108th Cong., 2d sess., 26 February 2004
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文明的冲突？],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72–73.
3. 参阅 God's Rule: The Politics of World Religions [上帝的法则：世界宗教的政治], ed. Jacob Neusne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3). 另参阅 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Historical Study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历史研究],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社会与经济组织理论], trans.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以及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新教徒伦理观与资本主义精神], trans.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4. Franz Altheim, A History of Roman Religion [罗马教史], trans. Harold Mattingly (London: Methuen, 1938), 422–23. 罗马教的核心，即狂热的崇拜，它对国家和政治的重要性远比一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扣住此点，余皆为次，一切便豁然开朗。如此，对神的虔诚且不渝的崇拜便成了罗马兴起与统治的必要条件。 (423).
5. Roberta L. Coles, “Manifest Destiny Adapted for 1990's War Discourse: Mission and Destiny Intertwined,” [根据“天赋使命”改写的关于九十年代战争的演说：缠结的使命与命运], Sociology of Religion 63, no. 4 (Winter 2002): 403.
6. Alan Wardman, Religion and Statecraft among the Romans [罗马人的宗教和治国之道], (London: Granada, 1982), 58–59. 罗马人声称，上帝赋予了他们进行征服和政治统治的权利，那些拒不承认这一点的宗教团体遭到残酷打击并被消灭了。例如，德鲁伊教团员（他们是最突出的英国宗教信徒）首当其冲而被剿灭。据罗马人说，他们利用宗教场所煽动人们抵抗罗马统治。普林尼（Pliny）特别提到了罗马的这个官方政策，他写道：“提庇留（Tiberius）统治时期消灭了德鲁伊教团员以及那班巫师和巫医……罗马人的功劳真是不可计量，是他们清除了这班人视杀人为最高宗教职责及吃人能保健康的野蛮礼拜式。”此段摘自 Wardman 的《罗马人的宗教和治国之道》58-59 页。还有，“众所周知，德鲁伊团员与他们代表的宗教，一直到公元一世纪初，都是罗马当权者不断镇压的对象。根据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记载，奥古斯都采取措施禁止罗马公民信奉德鲁伊教（religio druidarum）；普林尼叙述了在提庇留执政时期，元老院如何下令反高卢德鲁伊教‘和这些巫师、巫医之流’…… 然后，苏埃托尼乌斯又写道，克劳迪厄斯（Claudius）在公元 54 年，‘彻底废除了高卢德鲁伊团员那野蛮和不人道的宗教。’”此段摘自 Stuart Piggott 的《The Druids》[德鲁伊教], (1975; repr.,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9), 119. 另请参阅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s.v. “Druid,” http://en.wikipedia.org/wiki/Druids.
7. Michael Khodarkovsky, Russia's Steppe Frontier: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 1500–1800 [俄罗斯的草原边疆：一个殖民帝国的创立，1500-180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47. 另请参阅 Firouzeh Mostashari, “Russian Colonization of Caucasian Azerbaijan, 1830–1905” [俄罗斯开拓高加索阿塞拜疆殖民地，1830–1905], ed. Alfred J. Rieber and Marsha Siefert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5.
8. Khodarkovsky, Russia's Steppe Frontier [俄罗斯的草原疆界], 37.
9. Robert F. Baumann, “Universal Service Reform and Russia's Imperial Dilemma” [普遍的军队改革与俄罗斯帝国的困境], War and Society 4, no. 2 (September 1986): 35.
10. Altheim, History of Roman Religion [罗马教史], 429.
11. Nelson Miles, “Our Indian Question” [我们有关印第安人的问题], Journal for the Military Service I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2 (1878): 291.
12. Maria del Rosario Rodríguez Diaz, “Mexico's Vision of Manifest Destiny during the 1847 War” [1847 年战争中墨西哥认定的天赋使命],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35, no. 2 (Fall 2001): 43.
13. 同上，第 45 页。
14. 同上。
15. 同上。
16. Robert G. L. Waite, The Psychopathic God: Adolf Hitler [精神变态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29.
17. George H. Stein, Hitler [希特勒],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8), 67.
18. Adolf Hitler, Mein Kampf [我的奋斗], trans. Ralph Manhei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1), 351.
19. Karl Marx, The Portable Karl Marx [马克思精选], ed. Eugene Kamenka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83), xxxviii.
20. Coles, “Manifest Destiny” [天赋使命], 404.
21. Osama bin Laden, interview by John Miller [约翰·米勒采访奥萨玛·本拉登],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May 1998, http://www.pbs .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binladen/who/ interview.html.
22. Democratizing Japan: The Allied Occupation [使日本民主化：联合占领], ed. Robert E. Ward and Sakamoto Yoshikaz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111. 另请参阅 Richard B. Finn, Winners in Peace: MacArthur, Yoshida, and Postwar Japan [和平的赢家：麦克阿瑟、吉田、战后的日本],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47–65; 和 Meirion Harries and Susie Harries, Sheathing the Sword: The Demilitarisation of Japan [剑入鞘：日本非军事化], (New York: Macmillan, 1987), 33–84.
23. James F. Tent, Mission on the Rhine: “Reeducation” and Denazification in American-Occupied Germany [莱茵河上的使命：德国美占区的“再教育”与非纳粹化],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 13–39. 另请参阅 Arthur Lee Smith, The War for the German Mind: Re-Educating Hitler's Soldiers [改变德国人思想的战争：对希特勒士兵的再教育], (Providence, RI: Berghahn Books, 1996); 和 Timothy R. Vogt, Denazification in Soviet-Occupied Germany: Brandenburg, 1945–1948 [德国苏占区的非纳粹化：勃兰登堡，1945-194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 See Walter L. Hixs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揭开铁幕：宣传、文化与冷战，1945-196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另请参阅 David Caute, The Dancer Defect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Supre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舞者叛逃：冷战时期的文化霸权之争],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和 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25.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七根智慧之柱],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1); 和 David Galula,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反叛乱之战：理论与实践], (New York: Praeger Press, 1964).
26. “Democracy Called Un-Islamic” [民主被称为非伊斯兰], Kansas City Star, 31 December 2004, A-13.
27. Ronald Dale Karr, “'Why Should You Be So Furious?' The Violence of the Pequot War,” [你为何如此恼怒？佩克特战争的暴力],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5, no. 3 (December 1998): 877.
28. 参阅 Weber,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社会与经济组织理论]; 和 Weber, Protestant Ethic [新教徒的伦理观].
29. Ghaith Abdul-Ahad, “Outside Iraq but Deep in the Fight: A Smuggler of Insurgents Reveals Syria's Influential, Changing Role” [不在伊拉克但仍在激战中：一个偷运叛乱份子的人揭露叙利亚的影响及正在变化的作用], Washington Post, 8 June 2005, 1.
30. Philip Seib, “The News Media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新闻媒体与‘文明的冲突’], Parameters, 34, no. 4 (Winter 2004–5): 71, http://www.carlisle.army.mil/usawc/parameters/04winter/sei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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